關仲然博士的交織人生——集作家、教師、電台節目主持和政治學者於一身
![](/uploads/upload/ISSUE5/own words/left_and_listing.jpg)
博文及社會科學學院
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師
關仲然博士
有時我喜歡視生命為不同際遇、事件和經驗的偶合。然而,在這不經意或偶然當中往往會有某種主題、模式或方向,引領我們到達某個目的地。對我來說,從政治學的角度出發,以人文為寫作的依歸,做社會研究,發掘社會運作的模式,那便交織成我獨有的人生。
若果要追溯一個起點,我想應該是我完成香港中學會考(香港中學會考在2010年被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取締)的那年夏天。考會考時,雖然我選修理科,但物理、化學和數學絕非我最喜愛的科目。會考後,準備升讀預科前,我想盡辦法擺脫這些學科,於是便開始閱讀一些人文學科的小說和非小說書籍。
讀預科時,我透過閱讀陳冠中、馬家輝、周保松、董橋和梁文道的著作,初次踏進人文學科的世界。無獨有偶,這些作家全都有為報章寫專欄,部分甚至在電視或電台節目討論文化、社會和政治議題。當時,他們通通被喻為「公共知識份子」。
他們的文章使我大開眼界,讓我進入一個全新的天地。除了讀他們的書,我也開始看他們在報章上的專欄文章。這些作家燃點起我對寫作的熱情,啟發我成為一名有人文關懷的讀書人。讀預科時,我開始嘗試投稿到不同的報章,過程相當順利,不久,第一篇文章正式見報。
這些作家燃點起我對寫作的熱情,啟發我成為一名有人文關懷的讀書人。
正當我大部分的中學同學紛紛視球星如朗拿度,或美國職業籃球運動員如勒邦·占士和高比·拜仁為偶像時,我則鍾情於自己仰慕的作家。我甚至主動接觸他們其中一人。結果,我獲馬家輝邀請出席其電台節目。對於一名年輕人而言,能夠與自己敬仰的前輩一同在大氣電波暢談和討論時事,那是極為鼓舞的一件事。若說人會隨著際遇而改變,這也許是其中一個改寫我人生的經歷。有趣的是,我數年後也成為了香港電台的節目主持;到現在,我仍繼續為商台雷霆881主持節目。
對我來說,在中文大學選修政治學,那幾乎是理所當然的選擇。我與生俱來就喜歡閱讀和寫作,這份特質驅使我向出版界名人、前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公司的總編林道群自薦。事實證明我的努力無白費,我有幸能在牛津大學出版社當實習生,在出版文學、歷史、哲學和社會學的人文學科部門工作。這些經驗令我明白到作家和出版社是兩個有助我們發掘好書的重要參考。
另一個塑造我人生的重要經歷就是在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工作。大學二年級時,我加入香港電台,出任兼職節目助理,其後,陸續為不同時事節目工作,直至畢業。數年後,當我就讀研究院時,更成為《中國點點點》的主持;那是一個有關中國內地時事的電台節目。由節目助理到節目主持,在電台工作期間,我認識到時事節目的流程,並親身體驗如何在大眾媒體中議政論事。
除了喜歡透過寫作和主持電台節目來分享見解和討論公共事務外,我亦發現自己同時醉心學術研究。知識有如大海,能給予我無窮無盡的興奮、滿足和挑戰。2015年中大畢業後,我隨即到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攻讀碩士及博士課程,專門從事大中華研究。之後,我還到德國和台灣深造。
在外國生活期間,除了專注寫作論文外,我也經常聽音樂會和遊覽,觀察並細味生活的日常。期間的見聞不斷為我帶來許多有趣的新思維,甚至啟發我對人類社會、文化差異與政治產生深刻的發省。我將這些靈感和學術上的發現通通發表到我當時在報紙上所寫的文章。
自中六起,我幾乎未曾停過投稿到本地及內地報章,當中大部分文章都是關於政治。自大學高年級至現在,我就一直為一份本地報紙寫專欄接近六年。這個《明報》專欄最初名為「英國通訊」,其內容廣泛,由古典音樂到旅遊及政治,全都是我的興趣。我在這個專欄所寫的內容,正好反映了我在那幾年的生活。由於台灣政治是我的研究興趣,除了定期的專欄外,我亦會撰文分析台灣時事,探討當前發生的事件對台灣的社會及政治發展造成的影響。
2019年,出版社把我多年來在報章刊登的精選文章集結成書。第一部作品收錄了我在英國留學時所寫的散文,第二部著作則記錄了我在德國和台灣的生活。計劃在2023年1月尾出版的第三本書,包含了我回歸香港後的所思所想。這三本書也許可稱為我的三部曲,它們標誌著我完成博士學位課程這段漫長的學術之旅。
這三本書也許可稱為我的三部曲,它們標誌著我完成博士學位課程這段漫長的學術之旅。
我在2020年加入香港教育大學的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毫無疑問,教學是我主要的工作。我享受教書,投入任何我能夠啟迪學生的時刻,藉著史上偉人的深思智慧,啟發他們。我也視教學為一個討論和交流的過程。教學好比寫作,同樣關乎思想和意見的傳達。老師和作家兩個身份都是我主要的組成部份;我既是學者,又是公共寫作人。我會盡力兼顧這兩份志業,因為兩者都給我無比的滿足。
香港近幾年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轉變,這是眾所周知的一件事。歷史悠久的制度經歷改變,界線也被重新釐定。我經常被問:當這個城市已進入一個新時代,公共行政也經歷了某種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我會否繼續在這個城市寫作?我認為不能過於簡單地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會容易產生誤會。有時,我想這個社會根本無需我這個作者及評論員,就社會議題,提出意見和引發討論。另一些時候,我仍然相信一個健全的社會,需要反對聲音和制衡來提升公共管治和政策的認受性。
若果生命有一定的模式,我的人生其實每天仍然在演變;但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為止,寫作和在大學任教仍然是我生活的核心。回望過去,我仍然覺得自己的確受那些喜愛的作家所啟蒙,獲益良多。他們的書籍與專欄作品把我帶進一個歷史、文學、音樂及政治學的世界,更激發起我對寫作的熱情。雖然這樣說有點誇張,但我確實認為在我開始投稿到報章,同時文章又有幸獲得刊登的那一刻,我的人生便找到了軌跡和路向。自那一刻起,我對寫作的熱情便從未減退過。至今,我仍然相信,寫作是我的專業工作,讓我能夠以事實為憑證,提出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只要情況許可,我會繼續寫下去。
寫作並非只是意見的表達,也是一個思考過程;藉著這個過程,你可以重整和提升對自己和世界的認識。
寫作並非只是意見的表達,也是一個思考過程;藉著這個過程,你可以重整和提升對自己和世界的認識。然而,增進了解是需要付出代價。認知越深,代價越高。英國哲學家約翰·史都華·彌爾 (John Stuart Mill) 在其著作《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 中提到:「寧可當不滿的人,也不做滿足的豬;寧可如蘇格拉底般滿腦子批評,也不要如傻瓜一樣給矇騙。若果像傻瓜或豬一樣是意見不同的話,那是因為他們只看到自己看問題的那一面。」我還是相信蘇格拉底是活得更快樂和更有意義的。
(中文翻譯:李婉霞)